四大上市险企原保费收入下滑转缓

其次，大学师生享有免税和免役权。

人是成己之仁，业是成物之智，时是所遇之时，义是随时之用，人大业大时大义大，是《易》教之步骤方法。圣人何优？忧民之自罹于凶咎耳。

（《马一浮集》第一册，第591-592页）心即理之说容易让学人鲁莽承当，错把人欲当成天理，陷入癫狂而不自知。就其显者言之，则谓之生。马一浮在这种时空交错的时代背景下建构的易学体系，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理论价值。【8】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马一浮的儒佛会通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较之宋明儒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泛滥释老，归本六经。如马一浮所言：此理不堕声色，不落数量，然是实有，不是虚无，但可冥符默证，难以显说。

马一浮结合体用隐显阐释天地生生之德，相较传统对鸢飞鱼跃之天地生意的体验式解说，更加理性明晰，已经具有了现代学术理性化言说方式的特征。此书内容的结构性和体系性非常明显，对应于宋明理学研究所常用的理论范畴本体工夫和境界——第一章揭示易学本体，第三章阐明学《易》工夫，第四至八章赞叹易学之境界。大学通过与教会、世俗政权的争取自治权的斗争，获得了教皇和世俗政权以法律条文形式授予的自治权。

在地方官吏和士绅的支持下，乾嘉学派学者创建了多所书院，汉学家阮元利用担任地方大员的便利条件，创建了专门研究与传播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将其作为研究与传播汉学的基地，邀请多位汉学家前往讲学与驻院研究。这一学规此后成为多数书院遵循的办学准则，只是不同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十一世纪之后，欧洲的一些沿海地区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商人聚集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原载《大学教育科学》2010年第3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书院 自治权 。

与赐书同时进行的还有统治者的赐额，北宋时期的岳麓、应天府、嵩阳等书院都得到了朝廷的赐额。1386年，鲁伯特一世授予海德堡大学的免税特权：准予教授和学生，不论是他们到学校里来并住在学校里，或者是从学校回家去，在我们所属的土地上自由往来，其所携带求学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和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免除捐税、进口税、租税、监务税以及其他所有苛捐杂税。

很显然，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是与城市自治密切关联的，大学自治是城市自治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认为，古代中国这种家国同构社会结构是书院的自治权很难得到扩大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不论是男爵、主教或住持，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可见，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独立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行政权力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书院所追求的自治权因而无法完全实现。

于是，国家在控制手段方面，不仅会运用暴力手段，还会像处理家庭关系一样，将道德调节视为国家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出现特有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征。元代山长聘任的做法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形式上的改变，虽然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3]]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杨东平：《大学精神》，北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汤普逊说：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

【注释】 [[1]]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随着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崛起，以行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会经济结构对旧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原先高贵的教会、贵族、地主的地位急剧下降，城市商人成为新贵，他们都是自由人，财富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

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其零星赴辕求取者，一概不准。

[[11]]《朱子语类》卷十三，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07页。在此基础上，生徒可以看史读文，其次序是先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5]，然后开始学作时文。[[14]]汉斯-维纳尔·格茨著，王亚军译：《西欧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12]]朱熹：《朱熹集》卷七十四《白鹿书院揭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4页。西方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社团或者说行会（Universtas）密切关联。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

而通过有效的教育活动，向士民灌输忠、孝等宗法道德观念，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达到维护君主专制的政治目的最有效途径。[[11]]这样，以理学为教学内容的书院是符合统治者政治控制手段要求的，因此，以宣讲理学为主要职能的书院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明代心学虽然是以程朱理学的对立学派出现的，但其代表人物却沿用了程朱理学家的研究与传播学术的方式——创建书院，并以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心学的基地。1231年，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九世特别授予巴黎大学罢教权：如果，万一房价提高使你受到损失，或缺乏了其他东西，或受到令人难忍的伤害，例如死亡或者肢体残废，诸如此类的情节使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遭受到损伤，除非通过警告在15天内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你们可以中止讲课直到满意解决的时候……[[7]]不仅可以罢教，而且还可以迁校，1209年，牛津大学的学生因抗议警察擅自闯入校园拘捕涉嫌杀人的学生，纷纷离开牛津大学，另创剑桥大学。

[[13]]有的书院甚至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一定的特权，最为典型的就是白鹭洲、白鹿洞两书院获得保举生徒直接参加乡试的名额。粤秀书院规定，在乡试的年份，增加招收生员、监生30名。

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学者们很难利用官方的教育机构宣讲与学术，他们转而创建书院以作为研究与讲习之所，讲学成为创建书院的主要推动力。确立这样的办学理念是与宋代理学家的学术理想息息相关的。[[3]]可见，官方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即是为科举服务。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

[[8]]再次，大学师生享有学校内部管理的自治权。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在文教方面加强了控制，但自康熙年间开始，学者们可以自由创建书院。

南宋前期学者创建了相当数量的宣讲理学的书院，尽管当时的统治者并不认可理学，但理学重视对于儒家经典中忠孝仁义等义理的阐发，并将其提高到天理论的高度，公开宣扬对君父的绝对服从，朱熹说：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9]]乾隆皇帝将书院山长的选聘权力交给各级地方官吏，形成了省会书院山长完全由各级地方官吏选聘的体制，并先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三十年（1765年）两次强调严格山长聘任制度。

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与其父张浚一起创建长沙城南书院。与王阳明相互激扬的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在50年的讲学生涯中，创建并讲学于多所书院，以宣讲他主张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

书院与中世纪大学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在东、西方的文化史、学术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二者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发展路径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自治权的差异最为明显，因此，我们在比较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自治权时，需要结合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进行分析，不能以肯定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的视角，来评价书院的自治权，甚至否定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二．古代书院自治权的限定 尽管中国古代书院具有自治权，但与西方近代大学相较，其自治权是有限的。元代统治者甚至试图根据书院的级别而将山长名称改相应为教授、学录、学正等，以绝对控制山长的选聘工作。[[15]] 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出现了诸多自治城市，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以及表明自治地位的徽章。

这种权力有利于大学在经济上独立，为学术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由于社团属于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法人，其享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意味着大学这种社团可以和其他社团一样享有自治权。

清人黄以周云：沿及南宋，讲学之风丰盛，奉一人为师，聚徒数百，其师既殁，诸弟子群居不散，讨论绪余，习闻白鹿、石鼓诸名，遂遵其学馆为书院。这种方式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诸多书院都得到了朝廷的赐书、赐额。

作为宋代以来公认的学术研究与传播的重要机构，书院学术创新机制是否完全与自治权没有关系呢？换言之，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书院确实没有自治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书院的自治权与西方近代大学的自治权的异同何在？这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书院办学性质时必须作出有效解释的问题。君臣虽亦是天理，然上义合。